目前各种观点认为药物的发现和人类的觅食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了植物种子30余枚，经鉴定主要为蔷薇科植物的种子，其中以桃仁为主，还包括郁李仁、杏仁等。中医方剂中有五仁丸，即由桃仁、郁李仁、杏仁、松子仁、柏子仁五味药组成，遗址中发现的种子似乎是一种药方的组合。而这些种子的原植物的果实又是食物的来源，预示着这些药物的发现可能与饮食相关。
药物发现和食物的渊源，尤其反映在“神农尝百草”的典故上。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悠久，相传神农轩辕氏即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始祖。对其记载有多种，陆贾《新语·道基第一》描述：“民以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可见神农使远古时期的中华民族由茹毛饮血的狩猎时代进入食草为主的农耕时代。目前人类学家通过研究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牙齿结构，可以证明人类最先是肉食，然后转向杂食。《医賸》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此其尝百草为别民之可食者，而非定医药也。”这段“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典故也是目前后人多尊神农是本草(药物)发现者的依据。从古书记载来看，最早毒和药没有严格区分。《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毒跟药一样可以用于医疗。这段话作者又特意说明了神农尝百草的目的是寻找食物而非药物，也正说明了药物的发现和食物的关联。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到“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也反映了药物的发现源于人民生活中的实践，尤其是饮食活动。
